第是2012年。对,就是那个曾经被传言地球会迎来世界末日的2012年。那一年,是我从离开又回去的中xx局正式辞职的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也很作。可有时候,我又觉得那就是命运。命运让我在这个单位从2006走到2012,六年的时间,虽然长的可以改造一个人,却也短的不足以驯服一颗心。
里越这么费力的运作着,我们也共同的努力着,但我还是辞职了。那时我们的女儿已经3岁了,我不想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一对年迈的父母,让他们每天筋疲力尽的生活。当然,我也不想让我和里越在家长这个位置上总是处于缺失的状态,至少孩子可以拥有其中一个。
心情是这样的,但是处境却是另外一样的。虽然有很多心灵的鸡汤会不停的灌输给我,滋润着我,那些鸡汤会说:不要把能教育孩子时的时间浪费到拼命去赚钱上,因为如果你能教育出一个好的孩子,那么你也许会发现,你忙活一辈子赚来的钱,他可能用一年的时间就赚回来了。但是如果你教育不好你的孩子,那么你忙活一辈子赚的钱,他可能用一年时间就给你挥霍没了。
看似很有道理的话,其实却打动不了我的心。十几年、二十几年后的生活我们暂时还看不到,所以,无论它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对我们来说,可能遥远的无关痛痒。但是现实的困难却醒目显赫的摆在面前,2012年,30岁,我的辞职,对我来说,对我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感觉清楚到像自己鞋里漏了窟窿的袜子,踏卡住我的脚趾,让我每走一步都酸酸的痛,而我,却没办法在大庭广众之下把它拿出来揉搓,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
所有的痛楚和困境都只有自己扛。那一年,我30岁,我回到沈阳之后才发现自己除了在里越的单位做一些文件归档和安全资料的记录、收集、整理之外,我什么都不会。我那么多年的忙碌的外地的工作似乎并没有为我积攒下什么经验。而我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却是我在沈阳无论哪一家公司去工作都基本用不到的,那些工程上的本事,也只能应用在工程上,我无论再找什么样的工作,也不可能再去找工程相关的工作了。所以,对我来说,就是一个30岁的已婚妇女手无寸铁的去找工作,这种窘迫,远远会大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这个辞职,意味着一切都重新开始。我的起点为零,但我的年纪却回不到从前。这样的年纪,如果不靠关系的话,想到什么公司做办公室或者做前台都已经是不可能了。我唯一的优势就是比那些刚毕业的小姑娘们更稳重一些,更清楚自己的处境而不至于这山望着那山高。
回到沈阳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商场里卖鞋子。我觉得比起需要拿、取、搬那些形状各异却颜色相同的箱子,或者是晚上十点钟才匆匆跑去车站等公车的艰难,比起把一双曾经放在电脑键盘和档案袋上的手现在用来拿着胶带和纸箱的艰难,更无法让我接受的是让我张开嘴来跟顾客说那一声“您好,欢迎光临”,这句在别人口中很随意甚至嘴唇都不需要怎么变化就能说出的话。有时候,最难得并不是实际操作,而是内心里你心甘情愿的接受角色的转变。
这就是我的第,比起我那些有着正式岗位的以前的同事们,无论从经济状况上还是社会地位上,我已经被他们逐渐的拉开了距离。刚回沈阳那会,里越一开始还很心疼我的窘迫,他每天下班就和我一起上网看招聘信息,等我工作之后,为我按摩我因长期站立而水肿的小腿。可是每个人又必须独立的面对他自己的世界。无论是血浓于水还是水乳交融,怎样的亲近的关系和多么深厚的感情,在每个人自己面临的痛苦面前,都丝毫发挥不到作用。每个人痛着自己的痛,可能只有自己知道到底有多痛。
就在我这样的窘迫中,李丽和吴婷婷同样面临着他们的窘迫。我的窘迫在工作上,他们的窘迫在孩子上。
就在这一年,李丽生下来了她和牛建的双胞胎女儿。李丽是一个凡事都很周密的人,对于她的人生,她的事业是有着精细打算的。她不会像我一样随波逐流。对于她自己选择的路,她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她选择了过河,那么她肯定是在此之前先准备好船的。如果她选择山洞,那么她肯定是在此之前给自己的照明设施充好电的,不像我,到了河边才想起来学游泳,冒着被淹死的危险连滚带爬才游到对岸。
这么聪明的李丽她不会让她的孩子影响她的事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丽和牛建都没有要孩子。她的冷静超出我的想象却也让我钦佩,如果真的能以这样的恒心来做一件事情,那确实是没有什么做不成的。所以,在长达6、7年的时间里,李丽一共打过两次胎。第一次确实也是客观条件的限制,那时她和牛建还没有结婚,但婚前同居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就在他们回沈阳买房子的那段时间内,李丽毫无准备的怀孕了。她的房子至少一年才能交房,再加上装修,她不可能在住进新房之前生下孩子,如果她想用这个房子作为婚房来结婚的话,那么这个孩子一定会生在他们的结婚典礼之前。李丽不是优柔寡断的女人,她连双方的父母都没有告诉就和牛建一起去医院做了人流。
她的第二次怀孕是2年前,那时候牛建的工作正是紧张的时候,干完手头的工程,牛建就可以凭借两条造价很高、试验经验丰富的外阜工程堂而皇之的回到总公司的试验室就任副主任的工作。而李丽也是由办公室的工作转向财务出纳的重要时期。她还是毫不犹豫的在外地就告别了这个投奔她而来的生命。但那时还算不上生命,事后,李丽也哭过,和第一次打胎时的心态不一样,在她那样的年龄,在她周围的人都了孩子的时候,她默默的恨过自己。但是她知道她想要更好的生活,为了她的孩子将来也能过更好的生活,她还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丽的做法确实是值得的。2年以后,在牛建顺利的以副主任的身份回到总公司的试验室工作后,在李丽由一个办公室的内勤成长为财务部一名成熟的出纳之后,她的两个乖巧可爱的宝宝就可以完全有资格拥有最贵的纸尿裤,最好的奶粉,和最漂亮的小枕头了。她和牛建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前景去支撑着这个四口之家的幸福发展。
但牛建的父母不这样认为。就在李丽生下这两个粉嫩嫩的小公主时,牛建一直在老家大连帮父母经营农家院的的弟媳也刚好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成了牛建父母的心头的宝贝和心灵的寄托。他们不但没有选择来沈阳给他们带他们的两个小公主,反而一直在埋怨牛建为什么不早一点要孩子,这样也能和弟弟家的孩子隔开点时间让他们做爷爷奶奶的有机会不偏不倚的带每一家的孩子。对于这件事,牛建和丽也在怨恨这自己如果当初不狠心打掉那两个孩子可能她当时也会生下一个男孩。李丽的段长爸爸和中学教师的妈妈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他们自然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受一点委屈,匆匆忙忙的赶来给他们照顾孩子。并时不时的给牛建耳边说他爸妈是如何的重男轻女,是如何的封建思想,是如何的小农主义。而就在这两个孩子每天的吃奶换尿布中,在李丽轻度的的产后抑郁中,在老丈人和丈母娘的埋怨中,牛建也艰难的度过着属于他的窘迫的日子。
罗雨涛跟吴婷婷却是另一种窘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吴婷婷这么多年在试验室工作造成的,这么多年,她竟一直没有怀孕过。眼看着公婆的脸色从一开始对这个小了自己儿子六七岁的姑娘的喜欢就到了对以前那个强势的前儿媳的怀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