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呯！”
我反手关上实验室的门，来到了工作间,一边闻了闻从车库传过来的狗肉奇香,一边把实验记录本扔到了写字台上。
虽然昨晚我狂欢归来，睡了一小会儿，可是从下半夜一点开始,一直忙活到早晨五点,我真的感觉有些疲惫。
于是,我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睛，拿起桌子上放着的暖瓶，先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然后坐在椅子上，在脑海里仔细地整理观察到的实验结果，并且捧着杯子，慢慢品味温开水的顺滑。
难道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通过实验室观察，我发现服用特殊饲料的小白鼠，它的性染色体上的“端粒”和对照组相比略有不同。
尽管变化不是很明显，不过，这里面所蕴含的意义却是重大的。
多少年以来，人们梦寐以求长生不老，然而，不管人们怎样求索，如何的去努力，一直都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办法。
最终，人们把目光落到了人类的本身，希望能从自己的基因中找到答案。
所谓的基因就是具有遗传信息的dna片段，要想弄清它，我在这里需要提及一下相关学科的状况。
在上个世纪，遗传基因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先后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
我们国家也是一样，为了在根本上找到治疗一些疾病的方法，以及研究人类进化的动向，在上个世纪末，通过几位极具影响力的基因学大师的倡导，由政府出资在上海建立了相应的国立研究机构。
该机构的建立，带动了国内遗传基因学的蓬勃发展，等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遗传基因学不仅有了飞跃性的进步，更是成为了十分时髦的学科，并且引发了不容置疑的商业价值。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某些具有前卫投资理念的商人，纷纷嗅到了商机,把目光对准了这个行业。
通过各种渠道，他们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而有些资金雄厚的商人，更是把遗传基因学研究和临床医疗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加大力度进行科学研究，另一方面积极的把研究成果运营到临床上。
如此一来，临床医疗和遗传基因学成了双赢局面，凡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实验室，大多会具备自己的临床医疗基地，反之亦然。
在诸多这样的把临床和科研融为一体的私人企业中，全国多达十余家，其中最为出色的要数霍氏集团。
霍氏集团的当家人霍震阁靠着开小商品连锁店起家，在上个世纪便积累的上百亿资金，一直以来，无论美国福布斯财富榜上的人员怎样变化，他老人家从没有跌出前十。
由于财力雄厚，再加上老爷子独特的眼光，在本世纪初，他便创建了霍氏医疗集团。
霍氏医疗集团一共分为三大部门，连锁医院、预防保健基地，再有的就是遗传基因学研究基地。
我的实验室虽然相对独立，但仍隶属于霍氏的遗传基因研究基地，最起码研究经费是来源于那里。
我在博士毕业之后，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之前，由于不想面对关系尴尬的父亲，再加上招聘条件的优越，以及私人顾虑，我便留在了上海岐黄医院。
岐黄医院作为全上海最好的医院，之所以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并且给予了优厚的条件，完全是看中了我的才华。
为什么看中了我的才华？我可以直言不讳的说，因为我是张禹廷。
提起“张禹廷”，我完全可以面部红心不跳的说，在震旦国二十一世纪的医学领域中，“他”就是那颗最耀眼的明星。
也许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在自吹自擂，但是，我那一个又一个骄人成绩和科研成果，却足以粉碎任何人怀疑的目光。
我六岁上学，通过几次跳跃性升学，在十四岁那年，经相关部门的特别年龄审批，我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医科学府——“蓟京医科大学”。
随后，在奖学金拿到手软的情况下，仅仅用了三年时间，我积累完全部的毕业学分，顺利拿下了五年制的学士学位。
在此期间，我还拿下了三个选修课程的学位，一个是医学心理学，一个生物有机化学再有一个就是遗传基因学。
另外，有一件事也不得不提，在大学的最后一年中，我凭着一时兴起，参加了全国范围内的搏击比赛。
我从海选中冒起，凭借超常的身体素质，以及先天神力，再加上从游戏中获取的灵感，竟然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囊括了轻重量级的金腰带。
这一年我虽然英挺过人，但实际年龄只有十七岁。
大学毕业之后，我闲着半个脑袋，仍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母校的泌尿外科研究生，此后便开始重复已经习惯的光荣。
第一年，我帮助导师完成了三个国家级科研立项，在导师名声大臊的同时，我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了国人的眼界中。
第二年，我不仅独立完成了利用达芬奇机器人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而且还帮助导师攻关了一个世界性的医疗难题，也即是利用骨髓干细胞成功再造小老鼠的膀胱。
正是由于这一次的经历，使我对遗传基因学学有了重新的认识，因为造血干细胞的研究虽然属于生物基因学范畴，但追根寻底仍是离不开遗传基因学的基础，于是，在读研的第三年中，我开始加大在遗传基因学上的精力。
然而，正当我沉浸在知识带来的快乐中的时候，令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一年我的母亲竟然去世了。
母亲的去世很突然，本来在寒假不打算回去的我，在得到消息之后，立刻赶回了辽沈老家。
通过了解，我获悉母亲出事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五。母亲在做完中饭之后，也不知什么原因，竟然魂不守舍的去了河沿，而后便传出她落进冰水身亡的消息。
我虽然感觉母亲死的蹊跷，但我一点都不怀疑我的父亲，因为我知道，父亲和我一向有隔阂，对母亲却很好。
过了母亲“七七”之后，我带着对她的无尽思念离开了家乡，打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母亲留给我的东西并不多，除了一张相片之外，剩下的就是一个古玉。
古玉虽然乌漆麻黑的，看上去值不了几个钱，但因为它是我打小母亲就给带在身上的东西，所以，我特别珍爱它。
每到想念母亲的时候，我便会一边抚摸着古玉，一边看着母亲的照片，随着时间流逝，这几乎成了我一个独自享受的习惯。
在我二十岁那年，研究生终于毕业了。本来按着我自己的意愿，只想找一份养得起自己的工作就够了，可是，我的研究生导师却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我在遗传基因学领域还应该继续深造。于是，在他的倡导之下，我来到了上海，考在了素有基因学大师之称的谭甲臻先生门下。
通过谭老先生的悉心教导，我的遗传基因学造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三年博士生的生涯中，我在国内、国际发表了数十篇极富分量的论文，反响剧烈，正因如此，我曾被英国《柳叶刀》杂志评定为二十一世纪遗传基因学未来的带头人。
本来三年之后，博士头衔下来，我还打算在谭老先生门下读完博士后，可是谭老先生却抹杀了我的想法。
这倒不是我的资质不够，而是谭老先生认为，我在读博士生的过程中，已经把博士后该学的知识都已经学完了，此后的路，完全可以从实践中汲取科学养分，用不着再在学门里混了。
他的一席话成为了我告别学生生涯的原动力，促使我在二十三岁那年走向了社会。
当然，由于我在遗传基因学领域的知名度，尽管我的年龄很轻，但是，当时向我发出邀请函的科研单位却是趋之若鹜。
不过，无论是国立的还是私营的科研单位，都被我一概否决，其原因是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可让我一生都不为之后悔的机会。